晚上在意大利大使馆看了徐星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去年早些时候就听说他在做一部片子，是关于文革的。前不久粗编版出来时，曾在一次小范围放映中看过一次。今晚的成品自然要比粗编版精细了许多，但并未有大改动。不知为何，两次观看，感受差异较大。（也许是片中有很多方言的缘故吧，粗编版没有字幕，成品加了英文字幕。）
《我的文革编年史》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徐星个人与家庭的文革经历，另一条是他所眼见的文革事件，两条线并行而后交叉，徐星以自述者和寻访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片中。
1972年，徐星正在上中学，在给同学颖涛的一封情书中大谈对时局的看法，惊慌失措的颖涛先是和密友商量如何是好，然后她们决定去问自己信赖的班主任，迎来的结局是徐星被送进了公安局，从此颖涛与徐星彼此杳无音信。30多年后，颖涛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片中两人对坐，娓娓道出往事；文革期间，流浪到青岛的徐星被当地人王太和收留，30多年后，徐星故地重游，寻访旧日恩人，当面忏悔自己当年曾心生歹念，想乘王太和出门买早点的功夫，偷走桌上价值300多元的手表；徐星还回到了自己插队的陕西志丹，探望当年的乡亲，寻访留在了陕西窑洞里的北京同乡……
还有这样一些徐星周围发生的文革旧事，借由当事者的追忆得到了重现：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直到如今，参与这件事的红卫兵，无一人站出来哪怕道一声歉。在纪录片导演胡杰的协助下，徐星见到了卞仲耘的丈夫，这位老人在妻子被打死的第二天去买了一台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伤痕累累的尸体。大屏幕上，老人的神态与表情十分凝重，长时间的沉默无语让我感到窒息；南京的任毅，因创作知青歌曲《我的家乡》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复议后改判十年得以侥幸生还，任毅和他的朋友在片中回忆了当年的惊险遭遇；重庆，文革的枪林弹雨中，母亲死在儿子的怀中，留下了五个尚未成人的儿女，徐星带着受难者的亲属重回故地，当年的惨景在口述回忆中得到了还原......
徐星的《我的文革编年史》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它并未继续八十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它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片中，表情木纳的随机受访者大都对文革起因这个问题一脸茫然；火车上，一位受访者则说：如果文革再度发生，要比当年更加严重；韶山，毛的纪念品已经成为价格昂贵的商品，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后，导游带领游人入乡随俗地冲着毛主席像许愿以求保佑平安……
这是一部令人欲哭无泪的纪录片，整个观看过程中，历史的荒谬感不时袭来。而这种荒谬感在今天则依然继续着——意大利大使馆的大厅聚集了200多位中外观众。观影结束后，一位中国老者发言。他说，如今的孩子们对文革的了解几近一张白纸，曾有年轻人被问及什么是“四人帮”，他们的答案是：马恩列斯吧，四大天王吧……
可这又怎么能怪这些孩子？
徐星是我尊敬的一位作家，八十年代，小说《无主题变奏》的阅读体验至今历历在目。和他初次见面是在去年的一个饭局上，当时并未有过多少交流。后来，我们有机会同往深圳，和他相处几日，体会了这个依然活得年轻、活得有力的老男孩身上的一腔热血。在我看来，《我的文革编年史》是他的这腔热血的又一次喷射。
今晚观影时，我的身边坐着一对母子。母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孩子看上去也就十岁。我不时侧目，发现在母亲仔细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那孩子也从头到尾安静、认真地看完了整部纪录片。
走出大使馆，我给徐星发了短信，向他表达敬意。他回复，希望听到更多的批评。我想，这部片子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的完美追求。它是一部每个中国人都该看看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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