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主王兵兵的妻子说丈夫上了包工头的当，王兵兵是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村支部书记王东记的儿子。
山西窑奴，血泪斑斑。纷杂的信息中，看到这样一条：一位窑主的妻子说，他们“不知道窑工生活情况”，也是“上了包工头的当”。（据6月16日《燕赵都市报》）
说这话的人是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村支部书记王东记的儿媳妇（上图），窑主，也就是支书的公子，叫王东东。有报道说，这个王东东已经被抓了起来。
从图片上看，这个喊冤的女人活得挺滋润的，与那些窑奴比起来自然是天壤之别。在那个叫曹生村的村子里，她该算是高干的儿媳妇了，说起话来也与被解救出来的窑奴们的木讷完全两样。
按照这位曹生村高干儿媳的逻辑，窑奴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无辜的。何止窑主，她所指的包工头，甚至那些打死、打残窑奴的打手都能说出一套套的辩词，当地政府的各级官员们自然比这位曹生村高干儿媳更容易作一脸无辜状、将责任一推了之了。
我们先假设这位曹生村高干儿媳确实不知情，那她这几天总该从电视里、报纸上看到了窑奴的惨状，如果是这样，她的表情怎么可以这么沉静自若，沉静到脸上竟然没有一丝涟漪。
比窑奴惨状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恰恰是这位曹生村高干儿媳的沉静表情。
围绕窑奴事件，舆论普遍直指当地政府官员，暗指体制之弊。窑奴揭开了经济正在迅速起飞的、被《时代》周刊吹捧为“China Rising”的、被一些人认为就要成为大国的中国的一道伤口。这道伤口的肌肤上写着“共和国”三个大字，伤口爆裂的时间是公元2007年，这个时间是已经被人类自己定义为“进入现代文明”的时代，“世界是平的”的流行论调刚刚席卷而过，而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竟然发生了退回到奴隶社会的如是惨剧。其实如是的惨剧一直在发生着，只是被都市里的我们忽视罢了。
我曾在读罢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后自问：“我们对苦难究竟有多少感知”。那终究是历史的责问，现在看来，历史的悲剧并未终结，而且正在以同样惨烈的方式继续上演着。
然而，这只是当今中国——这个气脉已乱的老妪庞大身躯上的一道伤口，只是其中一道。旧伤尚未愈合，新伤紧随而上；伤口已然溃烂，究竟如何彻底清除。
无解，反正我无解。
知识分子们还在为渐进式民主还是社 会 主义民主还是民 主 社 会主义而争论不休着。与此同时，大地上的苦难则正在继续。
或者，我们只能归结于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是这代价未免过于惨重。我们谁都不能使这样的苦难瞬间消失，因此，我们只能祈祷它少些、再少些，多一个窑奴被解救，哪怕只多一个。正如血泪斑斑的窑奴惨状在高层引起的震动，以及随后我们看到的罕见的果断措施。
从舆论看，体制的叩问之外，不乏对人性的叩问。有人惊呼窑奴惨剧是对人性的挑战与践踏。在我看来，言者大大高估了人性的本质。从古至今，人性从来如此，人类是一种从蛮荒走出来的动物，连自诩的高级动物都算不上，文明、法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蛮荒的肆意泛滥。事实上，这蛮荒是与生俱来的，烙印般刻在人类的基因里，一旦那些制约失效，蛮荒基因立即显现并迅速扩散。从古至今，发生在地球每个角落的无数悲剧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人类，请不要高估我们自己的所谓人性。仔细端详一下曹生村高干儿媳的沉静表情，人性的荒谬昭然若是。
这几天，这件事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走在东交民巷的街道上，我做了一个假设，假设我出生在山西的曹生村，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村子的村支书，我会成为一个窑主吗，我的媳妇会这么沉静加恬不知耻地在公众面前表演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吗？
我不确定。真的不确定。
窑奴惨剧让许多人震惊，直至失语。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得说些什么。一个人说一点，每个人说一点，就会形成舆论。当这舆论汇聚在一起，也许，会有机会让又一个窑奴逃出砖窑。我知道，这样的推导有些荒谬，但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说点什么吧。
